知青：哭泣在遥远的岁月
猪屋生涯
消逝的哭声
不该降生的生命
婚礼上的痛哭
25年了。春去冬来，天上多少阴晴圆缺，地上多少悲欢离合，但插队的艰辛岁月，留在记忆里永难褪色。只是每当回忆起来，心底涌出的总是阵阵酸涩。
猪屋生涯
下乡5年的岁月中，我们曾在猪屋住过1年。
我们落户在江汉平原的公安县荆江区茅台公社先锋一队。这一带属荆江分洪区，沿虎渡河两岸的大堤上，有不少国家出资修建的红砖红瓦的平房。这些红瓦房在农民破旧的土砖茅草屋中，鹤立鸡群，分外显眼，这是准备一旦分洪，给分洪区难民住的，农民称之为“蓄洪房”。我们插队后，就住在红瓦房里。
住了一年多，生产队实然通知我们搬到堤脚下的一间猪屋去住，这令我们又惊讶又生气。
这间猪屋有一个辉煌的名字，叫做“百头猪栏”。根据“猪多肥多，肥多粮多”的必然逻辑，生产队准备在这里喂一百头猪。这间猪屋将产出大量猪粪，将粪施到田里，毋庸置疑，粮食大大丰收指日可待了。但可笑的是，决策人只梦到了辉煌的前景，没想到最为现实的问题：哪有买猪仔的钱?即使买来猪仔，又哪去找钱买饲料?猪屋盖起之日，也就是美梦结束之时。
按说农民应当是最务实的，与土地相依为命，最清楚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底细。但是那个年代，都有点癫狂，尤其是那位政治队长，好大喜功，为博得上面的表扬，穷折腾，盖起了全大队最大的猪屋。
这间猪屋长约40米，宽约7米，一条1.5米宽的走道贯穿其中，方便饲养员给两边猪栏的猪喂食。猪栏每3米隔一间，可喂两三头大肥猪。我们搬进来后，一人一间，放一张床，搁一口箱子，砌一口灶，猪巢人占，开始了“接受再教育”的新生活。
住进去才发现，猪屋毕竟不是人屋，这一长溜猪屋，坐落在大堤脚下，周围水田环绕，杂草丛生。虽是春暖花开、犁耙水响之时，可以饱赏农家春耕的美景，但蚊灾令人不堪其苦。一到黄昏，蚊虫就在头上聚集，嗡声如雷；人走到哪它们跟到哪，如影随形，两手一拍，满手黑糊糊的。晚上烧火做饭，一边操持锅碗瓢盆，一边不停地跳跃，拍击。到了夏天，收工回来，一身臭汗，格外招蚊子，一边打，它们一边叮上身，前赴后继，视死如归。只好赶快洗澡，以降低对蚊子的诱惑力。
夏夜在门前乘凉也不是件乐事，虽然身上干净了，但蚊子仍纠缠不休。坐着聊天，手里的大蒲扇得不停地拍打驱赶蚊子，只要手一停，不要一会儿，身上马上就会叮个红疙瘩，有时实在受不了，只好 逃回猪屋，躲进蚊帐，每人在自己的猪栏里，进行远距离聊天。
躲进蚊帐，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。有一回，我发现帐子与土墙之间有东西蠕动，疑惑间我拿起一本书打了一下，只听见“哗啦啦”一阵响，一条酒杯粗的土黄色大蛇迅速窜上屋檐，我的眼睛都吓直了，忙拿起一把锄头，但蛇早钻进厚厚的茅草屋顶，无影无踪了。那天晚上我紧绷神经，稍有声响就迅速拿起床头准备的烧火棍。还好，一夜无事，以后再也没发现此类恶物。后来有位插兄说，要是条白蛇就好了，还可以娶来做娘娘。傻笑之余，心里还是充满了恐惧。
住在猪屋，最伤脑筋的是老鼠的骚扰。这间猪屋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上，十分引鼠注目，它们呼朋引伴，不请自来，只要你稍有疏忽，饭菜没收拾好，一觉醒来或收工回来，准会吃掉一些，打乱你一天的伙食安排。一到晚上，猪屋就成了它们的天下，一个个吱吱呀呀，上蹿下跳，目中无人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，我们只好听之任之。有时实在响动太大，忍无可忍，我们就猛拍床板，大声呵斥几声，以求得一时的耳根清净，以便入睡。因为是猪屋，四通八达，老鼠们进可偷，退可溜，根本不怕我们围捕，有时大白天发现一个，追来追去，它居然窜进猪屋旁的水稻田，让你徒呼奈何。
这种恼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喂了一条狗才好转。狗名虎子(知青的狗大都叫此名)。虎子来后，逢鼠必追，十分卖力，有时会勇敢地追下水田。尽管虎子主观愿望很好，愿为主人分忧，表现也颇令人赞许，但很少看到它抓住老鼠，看来还是隔行如隔山，它抓老鼠还欠火候。不过我们的日子安静多了却是事实，这说明虎子的威慑作用还是存在的，狗拿耗子的积极意义不能低估。20多年过去了，虎子气喘吁吁奋勇追捕老鼠的感人形象至今还常在我眼前浮现。多么可爱的患难小友呵!
被赶到猪屋后，我们不断向上反映，但无济于事，原来我们住蓄洪房，生产队必须每年向国家上交100元左右的房租，这对一个穷队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而我们知青每人一千多元的住房费、安家费，早被有关人员“开支”了。于是队里的会计(此人非常精明)就提议把无猪喂的猪屋给我们住，以节约开支，至于是否适合人居住，那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。经济利益驱动人们的社会行为，哪怕是在“最革命”的年代，照样显示出不可抗拒的规律性。
住了约一年，形势骤变。1973年，中央下发了有关知青问题的文件，包括李庆霖的那封信和毛泽东的回信，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。我们搬回了蓄洪房，半年之后，又搬进了明三暗五的新砖瓦房。生产队恼火透了：房子还是盖了，钱还是花了，另外还付了两年的租金，还被上面当作不关心知青生活的典型。用他们自己的话是：“割了鸡巴敬神，人又吃了亏，神也得罪了。”
消逝的哭声
下乡那天，生产队长拖着板车到公社接我们，我们沿着虎渡河大堤向生产队走去。路过一座村庄，队长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，这个队有个女知青死了。我们一惊，纷纷问死因，他淡淡地说，淹死的。
几年后，碰到一位与那位女知青同队的农民，我向他打听女知青的详细死因，他说不清楚，也许是不小心失足落水，也许是自杀。于是，我听到了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。
1970年底，一次招工浪潮席卷了全公社，这个大队的知青走得只剩她一人。这种结局，对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来说，不啻天塌地陷。她一人留下，无异于向周围的一切人宣告，要么她父母是人民的敌人，要么她本身有问题。总之，她属于应当永远留在农村的再教育对象。
招工前，知青们共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谁也不比谁优越高贵。可能会有些知青，故意向农民透露谁的爸爸是YouPai分子，谁的爷爷是资本家，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，但毕竟这类人不多，影响不大。但大招工后，突然只剩下一个人，什么原因就不言而喻了。
可以想象，耻辱、孤独、绝望，无时无刻不在扯着这个姑娘的心。每天晚上，小茅屋里都传出她压抑的哭声，令人揪心，令人悲伤，令人担忧。于是生产队长决定将她迁到一位五保户老太太家，一方面可以照顾她的生活，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意外。
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，老太太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到队长家，告诉队长女知青出去洗衣服很长时间了，还没回来。队长一听急了，马上通知全队的人分两拨，一批沿虎渡河寻找，一批在田野上寻找。那个晚上，人喊犬吠，全队人都没睡好觉。
最后，在人们常去的一口池塘边，人们发现了一盆拧干的衣服，一根捣衣的棒槌。一看到这些物件，嘴快的人就说，完了。几个小伙子马上下水捞摸，不出人们意料，这位女知青就静静地躺在水底。没有挣扎的痕迹，没有恐惧的神色，脸色很平静，如同在恬静的梦乡里，如同在她日夜思念的母亲怀中。
不该降生的生命
一对老三届的知青，结婚了。
他俩没法不结婚。所有的知青，除了他俩，都走了，都回武汉了。招工的工作人员一看到他俩的档案，就放在一边，再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他俩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，他俩生在红旗下，长在困难时期，“WG”中失学，然后被上山下乡的狂潮裹挟到农村。他俩与同代人的生活轨迹没什么不同，但他们回不了武汉。因为他俩的父母，也可能是祖父母，也可能是曾祖父母，总之，他们的上辈人中有人做过当时政治上认为是罪恶的事，现在，他俩必须承担起这笔罪孽，必须为他俩的上辈人赎罪，捐门槛。于是，他俩就与家乡武汉无缘，就必须继续无限期地在遥远的乡村务农，无限期地接受再教育，于是，他俩想到了结婚。
既然要你扎根农村，就必须以某种生存方式与之相适应，结婚，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。两人一起过日子，男人挑水，挑柴，分谷打米，种自留地；女人烧火做饭，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，这样的日子比“出门一把锁，进门一把火”的日子要方便得多。里外兼顾，日子太难熬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两人在一起，可以相互安慰那颗孤独的心，那颗因对前途绝望而破损的心，至于有无爱情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一年后，结婚的下一个必然程序，生孩子，按部就班地来了。两人并不感到意外，甚至可以说是满怀喜悦地迎来了孩子的诞生，无论身处任何处境，新生命的降临总是令人喜悦的，何况是自己的亲骨肉。他俩幸福地当上了父亲和母亲。
但幸福是要代价换取的。“一个孩子三亩地”，这一下多了许多事，孩子要吃要喝要拉要撒，一条要求未满足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大哭大嚎，这也无可非议，这是他的本能、他的权利，这就苦了年轻的父母，繁重的农活与琐碎的家务中，又增添了更加令人操劳的事，他俩每天都忙得精疲力竭。
产假满了，母亲必须每天出工了，孩子谁来管?经过商量，终于有位五保户老太太愿意带，当然，要有一定的报酬。于是他们出工时把孩子送到老太太家，收工时接回来，日子比以前轻松些了。
如果就这样过下去，结局应该是很美满的，因为两年后，这对知青被招工了。只是回城时，他俩是空手回去的，那个孩子，永远留在公安县的土地上了。
后来老太太没带孩子了，什么原因，队里农民说不知道，我也没打听清楚，反正是没带了。孩子的父母就每天出工前喂饱孩子，然后下地，中途休息和收工时，就赶回来照顾孩子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倒也顺利。可是有一天，当母亲收工回家时，发现孩子被被子蒙得严严实实，赶快掀开小被子，孩子的小脸憋得紫紫的，老早停止呼吸了。估计是孩子睡醒后，不停地动，被子松了，然后慢慢蒙住了孩子的脸、头，孩子越挣扎，被子蒙得越严实，就这样……
在母亲肝肠寸断的号啕声中，队里的农民唏嘘叹息，可惜哒，是个男伢儿。
或许，这孩子就是他们父母捐出的门槛?
婚礼上的痛哭
我们大队有位老三届的知青，姓张，迟迟回不了城。论表现，他天天出工，农活十分内行。农民对知青的评价很简单也很实在，就看你是否卖力地干活。张知青很卖力，于是从小队到公社赢得一片赞扬声。
但是，每次招工招生，他就是走不了，这使生产队长一直到公社书记都很恼火，认为这不利于他们做工作。但招工招生的工作人员自有他们的标准，并且这些标准涉及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原则，农村干部们又不便多说了。
他下乡3年我们才下去，我们又陪他一起干了5年，这就是知青们常说的8年抗战。他为什么走不了的原因我至今也不清楚，只记得他逢人就解释：“我爸爸是红军团长，长征掉了队，但绝对没有叛党，这一点朱德的警卫员开过证明。” 这段话我们耳熟能详，每当他开口向别人陈述时，我们都知道后面他将要说的话。或许都认为他回城无望了，又加上他确实勤快，会干农活，有一家农民要他和他妹妹住进自己家。搬进农民家后，他与这家农民的一个女儿恋爱了，但有的知青说是恋爱后这家农民才邀他兄妹俩去住的。不管怎样，反正他的小日子比我们这些知青滋润多了。最起码，他回家就有饭吃，这是广大知青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1975年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，大招工的风暴横扫公安县，只要能喘气的知青都回了城。张知青也被招到沙市码头搬运站当了一名搬运工，成天赶着骡子拖运各类物资。这时他发现他与农村女友继续保持恋爱关系已不合适了，于是他提出结束这种关系，但是，农民不答应。这家农民不是一般的农民，他们家中有儿女在外面工作，据说有一位还是区干部。他们全家直奔沙市，找到单位领导，痛说张知青的插队史，并指出，若不是等张知青，那位女孩子哪会24岁了还不结婚。确实，农村女孩子的24岁，是很可怕的年龄，单位领导听后既感动又生气，明确表态，张知青若断绝恋爱关系，就将他退回生产队。
结婚是在那位农民家。男方宾客只有3位，妹妹及其男朋友，还有一位是正在华师大读书的插兄，这位仁兄特地从武汉赶回公安县参加老友的婚礼，十分义气。
婚礼上，新郎喝多了点，他端着酒杯，当着女方家人和各位来宾，拉着插兄的手失声痛哭：“亚鹏，悔不当初呀!悔不当初呀!”
前几年我回生产队去玩，好友告诉我，张知青为了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，调回公安县城了，当码头调度。好友羡慕地说：“他想给哪个泊位就给哪个，人家都求他，送礼都送不赢!”
看来他的小日子更滋润了，只是我默默地想：“那是他自愿选择的生活吗?”
谢维强：男，1971年毕业于武汉市洪山区板桥中学，同年2月赴湖北省公安县茅台公社先锋一队(现公安县夹竹园镇先锋三队)插队落户。
文章选自《我们曾经年轻》一书 图片来源网络欢迎知青朋友来稿，投稿邮箱jianzi103@163.com推荐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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